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以成都高

第５０卷第１期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Ｖｏ１．５Ｏ　Ｎｏ．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７　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　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以成都高新区为例　杨永春，　李建新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从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复合视角，以成都高新区为例，对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路径进　行梳理。从１９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５年前后，成都高新区大体处于以地方和本地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　阶段，当地从行政区划、管理权、土地转换、园区规划等方面展开充分的制度设计，为地方化经济的发展扫　除障碍，进而实现了年均达２５％的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０５年前后，随着具有产业引领能力的旗舰企业的入　驻，成都高新区加速融入全球生产及市场体系，进入全球化阶段。以电子信．ｇ－产业为典型，企业为核心的　领导型企业结构在制造分工环节获得了成功，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一阶段。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出现　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使得成都高新区面Ｉｌ占再次转型的困境，地方主导开启的“三次创业”以及园区的新　城转型体现了制度回归的重要性。　关键词：地方化；全球化；西部；发展模式；成都高新区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ｌ０００—５７９（２０１７）０１—０ｌ１３—１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ｓｈ—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ｃｈｕｎ，ＬＩ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ｓｈ—　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ｒｉｉｆ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　ｔｒａ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ｉ曲一ｔｅ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ｗ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２０００ｓ，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ｓｈ　—－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ｎａ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ａｍｐｕ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ｅｔｃ．，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ｍｏｖ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２５％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ｅｃ０．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５，ｗｉｈ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４１５７１１５５）；兰州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ｌｚｕ．　ｊｂｋｙ一２０１６—２６９）　作者简介：杨永春（１９６９一），男，陕西白水人，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　李建新（１９９０一），男，江西东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空间规划。　１ｌ４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ｓｔＩ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ｌｉｎ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ｒａ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ｈ　ｔｔｈｅ　ｄｉｆｉｃｕｌ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ｐ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Ｚｏｎｅ　区域发展的模式与路径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分析　了东欧模式¨Ｊ、拉美模式　、印度模式　］、意大利模式［４　等典型发展模式。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度设计和区域开发路径的空问梯度差，率先激发了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发　展可变性。自费孝通先生较早在１９８３年提出苏南模式　“ｐｓ３一　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经　典的地区发展模式陆续被发现、提出　一’Ｊ，并在不断变幻的时空环境下被反复论证。　已有对区域发展模式及路径的研究既有基于相对宏观的区域、城市尺度也有基于相对微观的工业　区、开发区尺度。早期主要是强调系列地方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关注点集中在专业化经济、集聚经　济以及地方作用集合体，包括地方企业与生产网络、地方学习与创新等方面　，而后地方制度以及大　企业角色成为新的关注点¨卜”Ｊ。国内则关注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作用，如认为２Ｏ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经　济改革、制度创新等分权式改革背景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形成和转型的重要因　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研究转而强调全球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全球链接”会打　破区域原有发展路径　埔Ｊ，国内学者也认可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机遇面”，如刘云刚认为边缘地区应　从全球视野寻找地方定位，建立地方一全球联系，实现路径创造　。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认为打造“内源　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　。　就我国而言，开发区作为地方　全球化作用的交　［点，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生器　，也是承载各　类发展模式的主要地域空间。当前针对我国高新区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全域层面的发展框架构建　、　二次创业提升　Ｉ２　、未来发展探讨　等方面，案例分布在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综合来看，我们　认为仍有三点值得思考：首先，地方化与全球化可为解读高新区的发展路径及模式提供一个完整的时序　主线，但已有研究较少从该复合角度展开。其次，随着改革的时空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也逐渐融人全　球经济体系，并寻找到自身的全球分工定位，应当适时对中西部地区高新区给予关注。第三，在后金融　危机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偶发性因素导致的区域发展脆弱性被充分暴露，在此情境下以为领导者　的地方化力量如何应对也值得关注。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制度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西部地区开始零星出现以各类国家级开发区　为典型的国家的试点区，日益成长为驱动西部发展的增长极，如１９９１年作为首批２６个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都、重庆、西安高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部地区的高新区也开始摆脱原　先封闭的发展体系，日益受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一变化为对其经济进行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以及现有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将以成都高新区为案例，从地方化和　全球化的复合视角来探讨西部典型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时序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领域做　相应补充。　第１期　杨永春，等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研究区概况　成都高新区是１９９１年经批准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初期选址于成都市南郊的一片　农地，自成立以来，从无剑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成为成都市最具活力的增　长中心。目前，成都高新区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组成（图１），南部园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中心、高端产　业新城”，重点发展金融、商务、会展、研发、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现代高端产业；西部园区定位为“业态完　整的高科技工业发展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高科技制造业。　截至２０１４年，该区土地面积１３０平方公里，总人口８７．８７万人（合流动人口），产业增加值１１７８．２亿元，　单位平方公里经济产出９．０６亿元，是四川省的１５５倍、成都市的１１倍，人均ＧＤＰ３．２万美元①，已经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作为科技部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六家试点单位之一，根据科技部的排名，　２０１４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１１４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巾关村、深圳高新区和　武汉东湖高新区。　图１研究区示意图　１．２数据来源　为便于展开研究，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ｌ２月对成都高新区进行ｒ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一方面获取　了部分一手资料，包括文件、文本、产业报告、媒体资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从高新区管委会地　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获取＿『《成都高新区地方志》及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的《成都高新区年鉴》，二者基本　完整记录了成都高新区建区以来的发展轨迹，也很好地满足＿『统计性数据的需求　另一方面对高新区　管委会内设的发展策划局、投资服务局、经贸发展局等部门以及部分代表性企业进行了走访，对部分政　府和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　①此处及本文其他统计性数据量要直接引一或间接讣铆・白《成都尚新　地　‘志》及相应年份的《成都如新区年　》。　１ｌ６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正　２　自上而下的地方化阶段：１９９０—２ｏＯ５年　成都高新区“白手起家”于一片农田（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神仙树片区）。自１９９０年正式成立以来的　大约ｌ５年，总体处在以地方和地方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阶段。当地主导下的制度设　计为园区发展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伴随着制度设计过程，园区通过大量内资项目的引进实现了经济　的快速发展，同时在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演替、区域创新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整体上，地方　化阶段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因素作用重大，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性。　２．１　地方主导的制度设计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西进”催生出成都高新区这一地方发展的“试验田”。未知的收益及风　险使得当权部门在早期对其态度微妙：１９９０年成立时赋予的开发面积为２．５平方公里，仅占市域　面积的０．０２％，以及设立作为派出机构的开发区管委会来推行“主导推进”的管理。　随着１９９１年获批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都高新区成为国家顶级经济的践行者，也即获得了　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可。其后，作为城市权力执掌者的省、市通过行政力量干预，从地方层面展开充　分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配合了园区的发展。伴随着渐进式的管理权让渡和区划调整，不断强化了园　区的综合管理权限，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纵深空间。如１９９１年专门设立的高新区“省市共建六人领导小　组”确立了“凡涉及省、市上的经济管理权利全部下放高新区管委会”的决议；成都市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先后对成都高新区进行了３次区划调整，将其面积由２．５平方公里增加到８２．５平方公里，而区划调　整中乡级行政单元的介入也让成都高新区由单纯的产业开发区转变为具有行政区职能的开发区。园区　范围的扩大和管理权的综合化，实际上确立了其“地方行政主体”的地位。　另外，地方在初期阶段还进行了一系列核心制度设计，也对园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如通过行　政操控对园区土地利用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仅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利益主体相对单纯的耕地和未利用地大　幅度压缩了２３．２６％和４１％，而对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则分别增长了８４％　和９０．０３％。经济载体建设方面，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通过调整、新建等方式共规划建设了１０个设施完备、分　工明确的工贸园区。招商引资方面，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了阶段性招商引资战略，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注　重项目数量的积累，累计引进项目数达４９４个，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随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三大　主导产业的形成，转而注重完善产业链，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则以招大引强，升级产业链为目标。与此同时，　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先后出台了多达ｌ０余份文件（表１），从税收、资金、土地等多方面对符合条　件的入驻企业给予丰厚的支持。　表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成都高新区招商引资优惠　注：数据整理自《成都高新区地方志》，表２同。　２．２地方企业主导的内生经济发展　地方化阶段，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１９９６年展开系统经济统计以来，成都　第１期　杨永春，等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ｌｌ７　高新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１９９６年的１８９１０１万元增加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０９２０４万元，年均增　长率高达２５％。同时，内资企业占到绝对比重，截至２００５年，成都高新区登记的１．０８万户企业中内资　企业占９６．０６％，因此该阶段成都高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本地企业为集聚主体的内向型新型产业空间。　２．２．１　主导产业的形成与转型　地方化阶段，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先后经历了一次形成阶段和一次转型阶段。形成阶段发生在第　次区域范围调整之前的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其策略为通过招商项目的“大推进”以解　决“立区”矛盾。根据成都市《关于推进成都科技密集开发区建设》，当时共确立了新材料、光机电、　一生物、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中成药开发、传感、激光、核技术应用、光纤通讯等九大重点产业领域。该阶　段累计引进项目达４９４个，其中内资项目比重占绝对主导的７０．ｏ４％，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６６５１万　元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３６．９亿元，翻了５５。４８倍，并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优势产业。但该　阶段产业体系庞杂、企业技术门槛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新产业集群。　随着１９９６年区域范围调整，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体系随即开始转型，其策略为通过产业精简实现　“高端突破”，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被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新的产业体系更为简洁且符合发　展潮流，成都高新区通过“吸引、改造、淘汰、迁走”等方式，改变了过去杂而小的产业体系格局，不断向　新的主导产业要求靠拢。随着产业氛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园区吸引了大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国内企业人驻，并开始零星出现制造企业的分支机构。至２００５年，成都高新区工业总产　值达到６２．６７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又翻了１．７０倍，规模以上企业２７９家，世界５００强和国际知名企业设立　分公司２８家，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区的　４３．６％、２９．６和７．６％，合计占８０．８％。　２．２．２地方创新的深化　高新技术企业是成都高新区最重要的创新载体。自１９９１年开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成都　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表２），由１９９１年的２３个增加至２００５年的８１２个，占全省比重常年　保持在５０％以上，占成都市６０％以上。入选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如２００５年８１２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中从事软件类企业８６家、系统集成服务类企业９５家、生物医药类企业１５０余家，三　者比重合计超过４０％。同时，由于创新门槛较低，该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具有专利的民企，仍存在　规模偏小、创新能力偏低的问题，如２００５年从事系统集成服务的９５家企业中，规模较小的三级、四级企　业达８３家，从事生物医药类的１５０余家企业，也仅有２５家通过ＧＭＰ认证。　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当地部门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一是通过优惠吸引高　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１９９２年成都市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高新区工作的暂行规定》，　至２００５年，成都高新区已吸引留学人员２２２人，这些具有高学历及外企工作背景的高级人才在成都高　新区创办的在孵企业达１８４家，成为园区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其次是通过地方财政增加创新资金供　给，１９９７年以来成都高新区陆续建立了科技三项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型产品培育专项等一系列科技　资金扶持，有力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起步和发展。另外，２００４年成立的主管的成都高新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小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投融资服务、战略发展、股权管理等科技金融业务，带动了中　小企业的创新步伐。　表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成都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表　１ｌ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拉　３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阶段：２００５年以来　早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成都市便试图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把成都高新区建设为全市对外开放　的“窗口”，推动其向外向转型。但空间上内陆的区位劣势以及时序上落后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　程，使得成都高新区的全球化进程长期滞后，如１９９９年全区外贸出口额为２０２０万美元，仅相当于沿海　地区的乡镇水平。直至２１世纪初期以来，在全球生产网络加速重组、中国加人ＷＴＯ等多重背景下，以　最早的英特尔（２００３）及随后的友尼森（２００４）、宇芯（２００４）、莫仕（２００５）等大批知名公司的集中人　驻并在２００５年左右形成产能为起点，成都高新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转型。又由于市场因素在　此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因此区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３．１　企业主导与全球化转型　投资不断增多。２００３年，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投资３．７５亿美　元在成都高新区设立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在产业生态系统尚且薄弱的情况下吸引到世界知名企　业入驻迅速引发了众多资本的关注，随后产生“蝴蝶效应”吸纳了大批集成电路设计、研发、芯片封　装测试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到成都高新区办厂。如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迅速聚集了英特尔、友尼森、　美国芯源、德州仪器等１００多家Ｉｃ企业，并吸引了莫仕、ＢＯＣ、林德、梅塞尔、联华等众多配套企业。以　电子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此后成都高新区投资不断增加（表３），仅在２００９年因受大地震以及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成都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表４同。　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受制于区位、改革等因素，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都未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仅　有不多的企业也多以占据当地市场为目的，导致出现上述提及的外贸水平长期滞后的问题。直至　２００５年以来，主要公司将成都工厂定位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大量“成都造”商品供应至全　球，成都高新区才开始真正融人全球价值链。同时，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相继批准在成都高新区南区、　西区建立出口加工区以及２０１０年批准建立综合保税区为园区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很好的及空间　载体保障。在此背景下，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整体增长强劲（表４），由２００６年的７．０ｌ亿美元增加为　２０１４年的１７７．５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４９．７７％。以富士康的ｉｐａｄ、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及处　理器、德州仪器的半导体圆晶等产品为代表，少数核心企业的“成都造”产品成为全球商品链的重　要组分。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统计表　（３）少数核心企业主导产业体系。英特尔的成功引进，使得成都高新区开始拥有真正具有产　业支撑力的全球性企业。此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典型，企业凭借其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产业　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国际企业主导＋国内企业配套”的“领导型”企业网络。如集成电路产　业方面，呈现出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引领下的“双核驱动”发展态势，随着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加入，产业聚　集度迅速提升，目前已形成一个由Ｉｃ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及配套企业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软件产　业方面，在ＩＢＭ服务外包业务中心和美国新聚思中国研发中心的带动下，目前园区已集聚６家全球软　件十强企业，从事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的企业达１２００余家，成为国内重要的软件及服务外包基地。　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产业缺乏具有产业领导力的企业引领，受全球化影响较小。　第１期　杨永春，等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１１９　３．２全球化转型的价值链特征　利润率　借鉴已有对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的研究　］，结合企业投入产出状况以及实地调研情况，对成都高　新区核心企业的价值链特征进行分析（图２）。可以发现，成都高新区企业总体处于以生产分　工为主的较低价值链环节，即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部的生产环节。同时由于成都高新区中后期以来　定位于高端产业，对项目接纳设定了一定门槛，因此不少企业参与的是价值链制造环节中附加值尚且较　高的高端产品制造环节，典型如英特尔、德州仪器、戴尔等。除高端产品制造，成都高新区也有一些规模　较大的从事一般产品制造及代工生产的企业，如莫仕连接器公司生产相对低端的电子连接器，２０１４　年产值２２．８亿元。代工生产企业以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为典型，该基地已形成以鸿富锦公司为核心，　睿志达、鑫成、业成等配套的大型代工生产基地，２０１４年拥有员工十万余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三千多　万台，实现产值７３２．２亿元。　技术发源与标准制定　品牌营销与服务　高端产　品制造　代工　一般产　产　品制　蒙　ｉ尔，磐州仪　｜Ｉ蓊茇富士康等　囊釜篱　接器等　业务流程　＿，．”　。一　器，宇芯等　图２成都高新区主要企业的价值链特征　３．３全球化转型期的地方化配套　全球化是嵌入在地方经济和制度环境之中的，即地方独特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产　业氛围对各种全球的商品、资金、信息、生产要素等各种“流”有黏着作用，因此在全球化转型阶段，地方　依然是经济要素空间区位的重要基础【２９］。在全球化转型期，成都高新区以地方企业以及地方为主　体参与者的地方化力量积极参与、配合了园区的全球化转型。　（１）地方企业的配套。全球化转型期公司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生产及少量研发基地，并迅速建　立以之为核心的“领导型”企业网络，而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本地企业则很好地补充了该网络。体现　在：①消化产能。本地企业通过承接外包或代工业务来帮助消化公司产能。②组建产业链。大　批当地企业及国内迁移企业迅速以各自领域的企业为核心，组建上下游配套产业链。③分享产业　氛围。随着三大主导产业陆续形成国内甚至国际影响力，大批国内相关企业为分享良好的产业氛围入　驻园区。　（２）地方的配套。以包括园区管委会在内的地方部门为主要决策者，始终在配合成都高　新区的全球化转型。①早期阶段试图通过效仿新加坡等地开发区的外向发展模式来实现快速转型。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②获得一定发展基础后，通过“尺度上推”寻求获得更高级别政权机构的“西部”特殊支持，典型如２００６　年成为全国６个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单位之一。③利用自身权限，通过“尺度下推”在区　划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招商网络、优惠等方面实现经济秩序的自我强化。　４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与一个未来新模式的探讨　４．１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　２００５年以后的全球化转型，成都高新区一方面持续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２００６年的　１８２．１５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１７８．２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２６．３８％的高水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其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图３）。　４５　柏　３５　３０　槲　２５　轷　２ｏ　＇５　１０　２嘲　１Ｏ　２０１２　２ｏ１４　年份　图３金融危机后成都高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　注：数据计算自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　除受２００８年大地震这一突发因素的影响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其　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改变。首先，发达国家为全面调整其国内制造业而纷纷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进　步引发全球制造业的重构，也客观上导致成都高新区招商环境恶化甚至出现部分制造类公司向　一本土回流，在调研走访中负责招商工作的投资服务局也肯定了这一不利因素；其次，全球经济下行引致　的消费市场不振抑制了外向型企业的产能，如２０１４年三大旗舰企业英特尔、富士康、德州仪器产值分别　下降了９．７３％、３．１７％、３．１０％；再者，部分制造企业或制造环节出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转移的趋势，典型如成都富士康基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其已开始分散投资至东南亚，员工数由高　峰时期的三十余万人下降至目前的不足十万。由此可见，成都高新区制造业目前实际上既面临发达国　家从高端向中端延伸的竞争，也面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向中端发展的竞争。　除却后金融危机这一宏观背景，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以“要素补区位”、“补区位”的发展模式，　其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并发也是另一潜在原因。结构性矛盾可能源于：首先，主导产业过于集中。自　１９９６年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以来，成都高新区形成了长时期的三大产　业主导的格局，大量国内外企业和新企业如潮涌之势集聚，而为之量身定制的产业生态环境则不断　第１期　杨永春，等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１２１　挤压了其余产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如服务业地位不断下降的怪像①。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部分原主　导产业的发展前景趋于黯淡，导致经济发展在面对危机时的回旋余地有限。其次，企业过分处于主　导地位。企业的进入具有产业引领、知识溢出、塑造形象等多方面正向效应，但同时企业在市　场环境中展现出的全方位优势也将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土企业的发展，导致本土企业长期处于“从属”　和“追赶”的角色。实际上，以压缩成本或放大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多数仅将其西部工厂作为全球　生产和制造基地，也是继东欧及我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即使在面对危机时其仍有区位选择余　地。扎根当地的本土企业应当负起更多的责任，但企业过分主导下的本土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然尚　．力不从心。第三，中低端价值链锁定。公司为了实现对全球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构建内部价　值链分工体系，将其产业链条中的部分工序转移至海外子公司。成都高新区的企业虽多为技术、资　本密集型，但其转移的多仅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工序，如电子信息产业的封装测试、圆晶制造以及最终　的产品组装等。另外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造成产业发展的中低端价值链锁定，影响了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４．２一个双重驱动新模式的探讨　全球化转型以来定格于全球制造环节的成都高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已显现出了各种新问题和　新趋势，原有的发展方式、产业体系和技术选择模式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和弊端已经加速显现，尤　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因素下，既暴露了外向型经济的脆弱，也显现出本土经济的不足。在此背景　下，地方主导下的一系列“制度回归”举措，尤其是“三次创业”的开启对于将发展轨道引导至一个　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模式，即重塑地方发展模式起到关键性作用。　４．２．１新的主导产业体系模式　根据《成都高新区“三次创业”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成都高新区确立了“４＋１”主导产　业体系，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节能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可见成都高新区的产业体　系将伴随着多样化、升级化和本土化而发生转型。五大主导产业的确立将有利于化解长期存在的因主　导产业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而从原有庞杂的主导产业中甄选出更高技术创新性的产业部门作为新　的主导产业，如将电子信息产业替换为下一代信息服务产业，将精密机械制造产业替代为高端装备产　业，则更好地契合了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另外，节能环保及生产性服务业首次纳入到主导产　业，从实际状况来看，这两大产业规模较小且未受全球企业的过多牵制，因此反映出的是地方正试　图通过修正产业蓝图来培育本土产业和本土企业，以缓解外企过强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４．２．２新的产业空间模式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培育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信息文化等现代“轻型”产业为主的新产业空间是大　都市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按照“三次创业”产业空间规划，成都高新区将形成一个产业空　间新模式，包括了大源和中和两大新产业空间组团（图４）。新产业空间的兴起将缓解发展过度依赖跨　国企业集聚的传统制造业空间，尤其是英特尔、ｒＩ＇Ｉ、戴尔等所在的综合保税区。其中，大源组团用地面积　约２０平方千米，规划居住人口约３７万人，包含了多个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大源商务商业区、国际　会展中心、天府软件园区、金融后台服务园区，以及五个配套居住区。中和组团用地面积约２Ｏ平方千　米，规划居住人口约３５万人。位于中和南组团的新川创新科技园作为“一号工程”载体，用地面积约１Ｏ　平方千米，将盯准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大力发展创新型都市产业，打造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主要包括　综合性创新科技研发区、生物产业聚集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区、高端装备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培　育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　４．２．３新的创新模式　①１９９６—２０ｌ４年，成都高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３４．２１％，占ＧＤＰ比重由４２．６９％增加为７５．９４％；第三产业年均增　长率为２３．４３％，占ＧＤＰ比重由５１．６０％下降至２４．０５％。　１２２　江晒师范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图４成都高新区新产业空间规划图　来源：根据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提供资料绘制。　在“三次创业”规划中，加强门主创新被摆在突出位置，反映出成都高新区正试图把经济发展进一　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卜来。首先，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工程，包括支持企业与本地科研院　所展开研发合作，推进本土企业高水平研发机构建设及高新技术企、　培育，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　以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转移等。其次，实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如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新删创新组织，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　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转移途径等。　第三，实施科技金融创新工程，主要包括优化完善由＿人使　金、风险投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　等构成的梯形融资服务体系，积极探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第四，实施人　才强区工程，如加快培育和聚集符合技术创新需求的高层次、复合，｝ｌＪ科技人才，并鼓励企业引进海内外　高端管理人才‘等。　４．２．４新的园区定位模式　早在２００８年，成都、市就作出全面推进成都高新　南Ｉ义＝人府新城建设的决策，拉开成都高　新区由传统产业区向综合新城转变的序幕　在其后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天府新城建设若下的意　见》中，天府新城被定位为成都未来的现代商务中心和商端产、ｊ　新城，山此，其设立时作为功能单一的　产业园区的定位已发生变化，开始向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新区转变，即由“产”向“城”的转变。其后，随　着地下空问、综合交通系统、综合管廊系统、水系绿地链、特色街区等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天府　新城已在行业总部、高端产业、商圈、文化休闲设施等方面形成一定集聚力。而近年来国家级新区——　天府新区的提出及落实为成都高新　的新城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在２０１５年批复的《成都市　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　１—２０２０））中，成都未来将形成“一区双核六走廊”新格局，其巾天府新城将作为“双　核”之一，由此足以看出其在当地全域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霞的地ｆ　５结论　地方化和全球化为研究ｌ义＝域发展转　路径提供ｒ很好的复合视角　本文将成都高新Ⅸ视为经典案　例，对西部典，　高新开发【ｘ二的发展转Ｊ　进　Ｊ，全面梳删，认为成都商新Ｉｘ二模式的形成是地方化和全球化　相互渗透、相互配合的产物。文章尝试门纳¨｛成都高新区完整的转，　路径（图５），并得到以下三点主要　第１期　杨永春，等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结论：首先，１９９０年代催生于环境的西部高新区，其发展动力最初来源于层面的渐进式供　给，在此基础上以地方企业为主体的园区经济迅速活跃，形成一种相对“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西部”阻碍在２００５年左右被打破，全球知名企业的相继人驻使得西部开发区　开始融人到全球生产网络。但以寻求成本最低为根本目的的企业“西进”，多数仅将其作为生产、　制造基地，实际上也是继东欧及中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市场　力量为主、制度设计为辅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三，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充分检验出过度依　赖全球化经济的脆弱一面和本土经济尚且薄弱的一面，动荡的局势下如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未　来会不会出现企业为寻求更低成本而再次转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并提前应对。成都高新区的做法　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地方化力量的“回归”，将发展模式转向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上，具体即借　助“三次创业”将主导产业推向多样化、高端化、本地化，同时实现开发区由“产”向“城”的转变。　图５成都商新区的转型路径　在中国渐进制度变迁过程中，西部的开发区率先打开了的缺口，是西部地区地方化力量和全球　化力量激烈交汇和博弈的场所，并日益成长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也引领着城市空间的重构。　然而，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变系统　］（ｐ】Ｉ２’，作为城市系统中高度活跃组分的开发区，其发展模式、路径则　更为复杂。本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对西部发展关注的不足，扩大样本区范围及尺度以及关　注开发区内部的复杂系统等还有待后续工作的开展。　ｊ－Ｉ考文献：　［１］Ａｄｒ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Ｊｏｈｎ　Ｐｉｃｋｌｅｓ，Ｍｉｌａｎ　Ｂｕｃｅｋ．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ｌ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ｄ　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４，（１４）．　［２］Ｗｅｙｌｎｄ　ａＫ．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ｌ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ｄ　Ｅａｓｔａ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９，３１（４）．　［３］Ｍａｒｋ　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Ｒａｍ　Ｍｕｄａｍｂｉ．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ｕｐ：Ｂ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Ｂ明ｇａｌ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３，（１３）．　１２４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焦　［４］Ｄｕｒ　ｒｄ，Ｍ．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ａｌ　ｄｉｓｔｉｒｃｔｓ，ｍａｇ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ｌｉａｎ　ａ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ｅｈｍ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６，（８２）．　［５］费孝通．小城镇四记［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杨　．樱．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７］曾刚，尚勇敏，司月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１６种典型模式为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５，３４　（１１）．　［８］Ｐｉｏｒｅ，Ｍ．，ａｎｄ　Ｓａｂｅｌ，Ｃ．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ｌａ　ｄｉｖｉｄ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　［９］Ｓｔａｂｅｒ，Ｕ．Ｓｐａｔｉｌ　ａ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ｆ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ｌａ　ｄｉｓｔｉｒｃｔ［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５）．　［１０］Ｓｃｏｔｔ，Ａ．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ｌａ　ｓｐａｃ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ｏｎ．１９８８．　［１１］Ｃｏｅ，Ｎ．Ｍ．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７［Ｊ］．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８）．　【１２］Ｗｈｉｆｏｒｄ，Ｊ．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ｃｌ？［Ｊ］．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１，（３０）．　［１３］Ｈａｄｊｉｍｉｃｈａｌｉｓ，Ｃ．Ｔｈｅ　ｅｎｄ　ｆＴｈｉｏｒｄ　Ｉｔｌａｙ　ａｓ　ｗｅ　ｋｎｅｗ　ｉｔ７［Ｊ］．Ａｎｔ．ｉｐｏｄｅ，２００６，（３８）．　［１４］许高峰，王炜．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Ｊ］．天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　［１５］应云进．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再创新：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Ｊ］．企业经济，　２００３，（５）．　［１６］Ａｍｉｎ，Ａ．，Ｔｈｒｉｔｆ，Ｎ．Ｎｅｏ—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ｎｏｄｅｓ　ｉｎ￣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ｎｄ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２，（１６）．　［１７］Ｃｏｅ，Ｎ．，Ｄｉｃｋｅｎ，Ｐ．，Ｈｅｓｓ，Ｍ．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８，　（８）．　［１８］Ｇｌｓｍｅｉａｅｒ，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ｒｃｔｓ，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７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ｏｎ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Ｍ］．Ｏｘ－　ｆｏｒｄ，Ｕ．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１９］刘云刚，叶清露．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３，３３（９）．　［２０］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６，　２１９（６）．　［２１］Ｙｅｈｕａ　Ｄｅｎｎｉｓ　Ｗｅｉ，Ｗａｎｇｍｉｎｇ　Ｌｉ，Ｃｈｕｎｂｉｎ　Ｗａｎｇ．Ｒｅｓｔｕｃｔｒ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ｌ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Ｒｅ￣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ｆｔｏｈｅ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Ｍｏｄｅｌ，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７，８３（４）．　［２２］周元，王维才．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兼论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能力评价［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３，２３　（４）．　［２３］赵建军，李福华．生态关系视角下国家高新区的演进机制与发展路径［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３，２３（４）．　［２４］谢守红，苏成真．苏锡常高新区“二次创业”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Ｊ］．城市问题，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５］陈汉欣．新世纪中国高新区的新成就及其“二次创业”任务剖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６，２６（４）．　［２６］王树海，闫耀民．国家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９，（３）．　［２７］杨永春．中国模式：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８］李健，宁越敏，汪明峰．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分析——兼论其在中国的发展［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８，６３（４）．　［２９］贺灿飞，毛熙彦．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９）．　［３０］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ｏ９．　（责任编辑：余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