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缚行政主义手脚的恰好就是所谓的科学，那些以为千真万确的数据，其实本身也是人对对象的测量的结果，而测量者始终都在其中，因而行政主义在科学外衣的蒙蔽中更具欺骗性的自欺性，反倒是批判者更加冷静清醒，以独有的冷峻穿越现象的外貌，透视洞悉其中的隐藏。行政主义的自信其实不是对自己，而是对着所谓的自己生产的数据。
生命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是交往过程，人的角色、身份以及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变化的；整个人类存在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如此现象的生产与再生产。
娱乐本质上是个性的消失，使人陷入缺少自主的傻乐。娱乐抹去了思考的时间，使很多人在不知所以的笑声中快乐地消磨有意义的生命，而且反过来会说，还有比此更有意义的生命吗？
感情经验的介入，摧毁了所有实证研究所宣称的真理的客观性，不说主观性，至多都是些或然性的假说，甚至仅仅是些境况性的结论；我们不可能用一种主义，一种方法把握世界，更不要说我们自己，这个复杂的不可思议的自然创造的精灵。
活的语言，其内容与形式都是由时代及社会塑造的，活的语言就是时代与社会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呈现；语言的存在就是时代社会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造就一个精神或观念空间，并浸润、影响、武装该空间的人们，这就是毛所说或马恩说的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一旦这种过程得以实现，群众就转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物质的活的力量，进而去追求和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
人，首先进入环境，自然与文化一体化的环境，适应环境，然后可能改变环境，创造环境，人与环境处在永久的互动之中；其实就是说人在历史的积淀中，人与他人处在共在共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环境都在不断的变化，制造着后来者的环境。
意识形态对抗仍是世界大国间对抗的前沿阵地，各自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首先都是自家的需要，因而，意识形态对抗实质是利益的争夺。
传播研究除了关于传播本身的本体或元层次的研究外，一旦落到具体领域，它本质上就至少是两个学科的研究，如此，也可以说，传播学是跨学科的学科。只有传播哲学是传播学自身可算的相对领域。
批判总是对某种真实的主体间关系的揭示；更多的是对不恰当、不合理、不正确关系的揭示；不过，所有的标准只存于批判者的眼光里和灵魂里；批判因而往往只是姿态和价值取向；有时则是方法；但并不就是应当。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说，总是需要批判，而不仅是行政主义的证实或描述。
任何传播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产生的，我们对于这一事实还不够重视，因此总是习惯于泛化传播研究模式或制造适应全球传播的大理论传播模式，以至于传播理论之争常常被简化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争，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去，从而在权威话语的操纵下描述传播现象。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层面，还应该把西方传播理论的解释由以前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转换成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表述问题，以真实的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众所周知，美国的传播研究起源较早，并且建构了实证主义占据研究主导方向的神话图景。但是伴随功能主义的发展，一系列尚未关注到的研究问题随之而来，文化研究在这种环境下应运延伸了新取向。
事实上，文化研究是一种比较弱的批判思潮。传播学者胡翼青有言：“文化研究的视角和落脚点主要放在受众如何消费传媒产品，比如他们是怎样解读大众文化提供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者产品等，他的致命弱点是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受众的反抗被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当中”。
传播的仪式观这个观念隶属于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詹姆斯·凯瑞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寻求对人物行为的理解，试图诊断人的意义。”因此，凯瑞将文化研究取向下的传播研究锁定在“仪式”这一概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传统传播研究的“去神秘化”。
凯瑞认为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因此，“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人们进行传播是为了解释事件，并与他人交流这些解释。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对现实的理解。一个人也是通过对现实的理解，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所有的意义和理解都产生于人们的交流过程中，并且不断呼应，因为人们分享了对现实的共同认识。这个过程就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不是纯粹的私人世界，而是和周围人共有，由他人经历和解释的世界，是所有人共同的世界。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言，“传播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人类传播活动（或现象）中那些隐喻层面问题的阐释。人类传播活动具有仪式的意涵，这一点，是理解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仪式观”的关键。
“新闻写作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更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正如电子媒介的兴起，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呈献给读者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多样化世界的描述，它通过对现实的呈现使人们得到戏剧性的满足感，而人们使用这些新媒体就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它无时无刻吸引着人们不自觉的去强化自身世界。
在凯瑞看来，传播源自宗教，它的精神含义是在地球上拓展上帝的领土，传递上帝的福音。但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传播传递观展现的宗教隐喻销声匿迹，而使得“电子乌托邦”观念甚器直上。因此，他选取“仪式”来定义自己的传播观念，使得传播仪式观的宗教渊源一目了然。
凯瑞从宽泛的文化角度来分析仪式，与其对传播的理解也不谋而合。传播通过共享与沟通来维系一个有秩序的文化世界，而仪式也正是控制混乱，形成秩序的方式。传播的各种仪式如演讲、新闻、电影等，其作用正是为了维护事物的基本秩序，从而构建一个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提供讯息，进行控制。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新闻报道样式都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和以前相比，现在的新闻变得更加非正式，更加私人化，更富有批判性，同时又有一种犬儒主义的疏淡和冷漠？从媒介生产的角度、在媒介娱乐化的背景下，以强互动性的网络发展等实质变化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新闻记者制造了新闻。新闻记者只是报道他们所看见的世界——事实，事实，除了事实别无他物——虽然，存在偶然的偏见、煽情或者不准确，但是一个负责的记者绝不伪造新闻，新闻是被建构了的现实，拥有它自己内在的有效性。
三种有关新闻制造的研究角度被人们普遍采用。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把新闻加工和国际结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和新闻机构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出现在英国的媒介研究当中，其理论极为精神并极具自我批判性。第二种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尤其针对社会组织、行当或职业以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研究。这一视角试图了解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如何受制于组织和行业的要求的。第三种是一种“文化的”取向，强调广泛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的约束力，不考虑经济组织的结构或者行业惯例的特性。 三种取向都把焦点放在特定的机构，并对这些机构中创制新闻的特定过程予以考察，大大地推进了对媒介的理解；三种取向都试图抛弃功能主义路线。新闻媒介其实一直都是精英们用来交流的重要论坛；对普通受众来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媒介也就是常常提供令精英们感觉尴尬甚至丢脸的机会罢了。这三种取向通常都是非历史的，也忽视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凭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能解释新闻生产的所有现象和变化。
现在的新闻变得更加非正式，更加私人化，更富有批判性，同时又有一种犬儒主义的疏淡和冷漠，丑闻变成了最好的娱乐形式。曾有人做过调查，凡新闻标题中出现“大学”、“女大学生”等字样的，其新闻阅读率自然增长15%到30%。从媒介培养受众的口味来看，长期下去，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迎合喜欢看丑闻的受众，记者从业人员编造新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媒体的炒作只不过是贻笑大方罢了。但是民众是喜欢看大学生的负面新闻的。这根源于一种反精英的社会心理。
至于新闻自身的客观性，美国的新闻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在新闻中，客观性是可能的、值得期望的；但是在意见之中，客观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客观性无法摆脱与真实、公正、平衡、中立、无价值判断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句话，它与最基本的新闻价值观紧密相关。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客观性是新闻记者的专业意识形态的一块基石。但是，近年来，客观性原则收到了越来越
多的攻击。新闻记者确实有一种高于追求收视率数字的责任，电视新闻服务于公众，而非仅仅是市场。这个在若干年前还被普遍接受的新闻伦理观念，现在逐渐地被视为堂吉诃德式错误的现代翻版。不言而喻，如今的新闻业是受市场驱策的，是受利益支配的。
其次，“报纸版面从新闻转向娱乐，就是小报的最好证据。”媒介娱乐化似乎是近年来媒介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某种成见早已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解除管理导致了广播电视节目的“贬值”，因为各种娱乐秀节目的兴起是以牺牲新闻和纪录片为代价的。不管是节目中出现了新闻价值和娱乐价值的混淆，还是娱乐节目和“生活方式”节目的编辑对报纸和广播电视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都被看作是某种程度的“智力低下”。媒介和娱乐的任何学术性描述，都必须考虑到“娱乐”在媒介结构之内所占据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抽象层面上，学术研究者理应充分意识到娱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重要性，无论是以创造财富、就业、投资等等经济形式来衡量，还是以其对我们日常生活、身份认同以及社交形式等人类学的重要性来衡量。现在的娱乐称之为工业一点也不为过。从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传播出发来研究娱乐问题，无疑是有价值的研究道路。娱乐的关键因素不再是生产、消费和意义，而是储存、复原和场合。
第三，除了新闻生产和娱乐化转向之外，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给大众媒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它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媒介竞争。距离因素的消除，使得地方小报不得不与全国性大报或者著名的全球性报纸一起争夺地方读者。其次，它消融了新闻和广告之间的界线。通过其他的媒介渠道，或者直接利用自己的网站，任何潜在的广告商都可以迅速有效地直接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同时，各种新闻源和对此新闻感兴趣的个人，有可能脱离报纸这一中间环节而彼此沟通。第三，这些压力综合起来，很可能会加剧全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新闻源高度集中的趋势，并且可能导致某些新型地方报纸的出现。增加广告收益的压力促使报纸以共同开发电子商务为基础，寻求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其结果是新闻内容和商业信息之间区别将逐渐消失。总之，网络的发展对于传统印刷报纸的运作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报纸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报道新闻和时事，以及报纸作为公共论坛的功能，形成了强大冲击，而这两者恰恰是当代民主政治生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特网技术有可能使各种不同的大众传媒摆脱原有的物理而融合成为一体，由此，它也将进一步加剧政治日益从公民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的趋势。同时，技术的发展使得担当公共论坛和信息提供者角色的媒体日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媒体大亨的受众，由此强势媒体的垄断也将愈演愈烈。媒介、文化和日常生活互相渗透的程度颇高，它们三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互动关系。媒介系统一方面通过有选择地反应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元素来对受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通过不同的媒介文化来主导社会生活。
笔者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北大新闻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对此变化趋势深信不疑。北大正面的新闻很少有能连续追踪报道甚至报道一条“豆腐块”新闻；但负面新闻（不论是否真实客观），定会得到各大媒体的连续追击，有些事件甚至炒热、炒冷、再炒热、再炒冷，比如北大的季羡林字画门事件，前前后后热炒冷炒地炒了超过一年，随和其子季承的自传性文本公之于众，事情才水落石出，
媒介娱乐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的创新，正是各种技术创新使娱乐商品的系列化生产在经济上变得可能。而娱乐经济有三个中心议题：人才、版权以及软件和硬
件的关系。所有的娱乐业都把自己看成是人才工业。第一，所有的娱乐生意都是围绕着明星来组织的。第二，娱乐公司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发现、培养明星并使他们快乐的能力上面。在商业娱乐的核心之中，存在着一些本质上非理性的东西。版权是娱乐生意当中财产权的基础，也是娱乐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第一，娱乐工业赢利尤其依赖各种法律；第二，娱乐产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不是直接与个体消费者进行交换所获取的现金，而是为获得他们的财产使用权所支付的许可费用。20世纪的娱乐工业有赖于两种不同的销售过程。首先要说服人们购买硬件，使之成为永久的家庭设备；其次，说服人们购买软件；软件和硬件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其关系是持续变化的。娱乐生意根本上是保守的。什么时候娱乐是正当的？闲暇的时候吗？大众媒介娱乐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我们可以称其为特殊事件的惯常化。二、如今的公共娱乐和家庭娱乐之间、个人仪式和社会仪式之间已经没有清晰的界线了。对大多数人来讲，公共娱乐事实上大部分是在家中被经验的。娱乐工业不断要设计新的趣味地图和新的生产蓝图。娱乐其首要的价值是作为符号物品的一种来源，符号活动的一种环境。全球化娱乐，是一种超越媒介边界和民族边界的各种娱乐活动的整合，所有人都被卷入到同样种类的活动中去了。闲暇的“全球化”，不但表明了国际营销的成功，而且也揭示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组织中广泛的社会变化带来的效果。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娱乐物品才变得有国际性的市场，而非相反。电影《阿凡达》全球上映期间，全球的人们几乎在一段时间内同步观看这部旷世之作。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柏林、慕尼黑甚至是埃及开罗的街道上，《阿凡达》的巨幅海报都在各大电影院的宣传栏里。娱乐政治学已经是许多制定其民族文化的语境。